今天扯点看起来有文化的东西。 让我有写这东西冲动的，是两件事。 一是上周等飞机无聊的时候，买了一本《新周刊》，那期的主题是“先生”。满怀期望地卖，却失望到都懒得拿下飞机。因为《新周刊》再次让绝顶的标题停留在了表面，数页篇幅大都是对北洋时期胡适蔡元培这些“先生”的浅显描述。太不过瘾。 二是昨天偶然看到微博上一篇批蒋勋的文章，大抵是列举了很多蒋勋书中的错误，得出了他“忽悠”和“不严谨”的结论。我通篇读完，晚上也好奇地查证了几处，确实有误。不过文章通篇用到的反讽和嘲笑，让我闻到更多的是文人的酸臭味儿。 于是今天在长途开车的路上，我又翻出蒋勋的《细说红楼梦》录音听了两回，仔细地想了想这个问题，这里记录一下。 首先，从读者角度看，蒋勋的火是我们“先生”缺失造成的。 回想一下，大陆老百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量关注国学和中国文化的？有一个很明显的时间点，就是2007年易中天老师的《品三国》播出。那时候人们发现，原来《三国》可以用这种角度去理解和剖析，易中天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节目，更是一种全新的“视角”，比如“曹操是个好老板”。而同类的“论语”也好，“史记”也罢，都是通过和原著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古典文化。就拿蒋勋的《细说红楼梦》来说，读者们希望听到“林黛玉是没有具体相貌的”，“曹雪芹的前80回中从未写过黛玉的穿着和相貌”，“仅有的四个名字有‘玉’的人中，玉黛玉是宝玉的仙缘，妙玉是佛缘，蒋玉函是尘缘”这样的说法，这些是之前的原著和红学都没提过的，不一定全认同，但很新鲜。 所以我说，读者要的是不同的视角，他们需要知道“先生们”是怎么看的。 而读者又有自己的判断力。他们会判断谁讲得好，谁讲的有道理，并且“选择性的接受”知识。我们不难发现，现在关注和研究这些东西的人，大都是社会的新生力量，他们生长过程中被不断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和评价标准，他们不容易被洗脑，他们对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理解，他们渴望了解更多看法。 哈佛大学史上听课人数最多的公开课《公正》，我最近也在看。同样的事情，我们往往会听到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的看法，而每种都可以说得通。而最终所谓的“公正”是每个听课者自己得出的结论。所以了解不同视角和不同的声音，正是这代人的做法。 现在在看、在听蒋勋的人群就很特别，他们谈到相关的话题，会说“蒋勋说……”，他们没有把学者的观点当成圣旨当成真理，而是用学者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他们记住的都是他们认同的观点。 所以我说，现在读者没那么容易被“忽悠”。 北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大量“先生”，因为那是一个思想自有，百家争鸣的时代，中国历史上唯一相提并论的就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候。“百家争鸣”，那就是同一个问题，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，都可能是对的。当读者有能力了解各种想法，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判断，最终得出自己结论的时候，就是真正属于“先生”的时代了。 而现在我们并没有培养“先生”的土壤。因为主流文化认为，事情常常有且仅有一个标准答案。那只有一个答案的时候，要“先生”干什么？好的是，现在读者进化了，社会上开始有人关注“不同的想法”、“不同的角度”了。 所以我说，我们没有“先生”的时候，蒋勋当然会被追捧。 其次，从学者的角度，“先生”需要争论但不要酸臭。 “先生”一词太久远了，刚开始在《论语》中指“父兄”，先我出生的人。后来《孟子》中做长辈和有学问的人，而后又加上了“有德行的”定义。（来源百度）反正就是说那种有知识有理想有文化有教养的长辈。代表人物比如“孔明先生”。 可疑的是，由于我们认为“先生”就是权威的、正确的，所以现实中常常让“先生”=“专家”。所以，我们默认为这些被称为“先生”的著名学者，说的话都应该是对的，应该是严谨的、科学的、负责任的。事实是这样么？ 所以我说，学者说的真不一定对，就像“专家”们也总瞎扯一样。别把学者的错误上升到道德高度。 话说回来，文学和艺术领域，本来就很难有标准答案。我们没可能知道古人几千年前写诗的时候想什么，只能揣测。而且，应该有的答案往往还跟教材编撰者的意图有关。比如，中学课本里鲁迅明明是错用的标点，死活被说成是“对反动派的藐视”，还记得么？ 就算是《美，看不见的竞争力》中有错误，那又如何呢？每个人对美的理解都不同，书中也没有说人一定要美成什么样子，就有竞争力了。大家讨论去呗。 所以我说，“先生们”争论起来其实挺好，社会需要的是一万个蒋勋。 我其实纳闷，那些学者为什么要开骂？今天想明白了，是因为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。因为以前他们是专家，他们讲的话是要进课本的，而现在人们谈论的不是他们讲的东西，所以就忍不了了。于是，他们证明“自己才是权威”的唯一和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给别人挑毛病，我甚至都能想像得到他们挑到毛病时的德行。 我说的酸臭味儿，其实是一种带着嫉妒的讽刺。挑别人的毛病最容易让自己爽了，这就好像挤别人脸上的痘痘，其实给人家挤掉了，人家更帅了，而你没变帅。 往往，带着嫉妒、讽刺、挑衅写出的东西，会带着怨气、怒气和杀气，却丢了气场、气度和气节。 我听了完整的《细说红楼梦》，里面虽然有很多地方不敢苟同，也有不少口误，但至少我学到了对人的宽容和悲悯。而且我知道，因为别人的错误让自己不开心的人，最值得被悲悯，我还知道，想方设法让别人不快乐的人，自己最不快乐。 所以我说，多看看蒋勋们给社会带来的进步吧。 第三，从社会的角度，思想繁荣推动社会进步。 我们看看几个变化吧，其实我们真的在进步。 法国的高考题引发大量讨论，人们发现“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自由”这样的开放式的、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让人眼前一亮，我们需要这样的教育，因为能够培养更多有独立思想的人，只有有独立思想的读者，才会有独立思想的“先生”。我们开始注意了，开始讨论了，这就是进步。 我去年去了台湾，酒店的电视台有几十个宗教台，我留心看了几个，佛教的居多，每一个法师讲的都不一样，有一个眼镜法师讲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相当狗屁。转念一想，这就是兼容并包，同样的佛教，不同的法师，理解不一样，讲述的也不一样，而且，每个观众的理解，同样千差万别。 台湾的另一个深刻印象，就是所谓“幸福感”。我能感受到捷运地铁里、计程车上、路上，每个人表现出的幸福感很明显。但同样打开电视，新闻里播报的都是各种鸡毛蒜皮的小新闻，比如有民众在捷运站帮助抓猥琐男之类。与之对应，诚品书店的主推货柜上没有一本诸如“人生必读的xx本书”“30天教会你转到100万”之类的速成，反倒是设计、家庭类书籍占比巨大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当人们开始大量关注个人生活的时候，幸福感就有了。 回想被称为大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杭州，老百姓最爱的节目，还真的是《1818黄金眼》、《范大姐帮忙》之类的民生节目，说明人们在关注自己的生活了，就真的幸福了。 看看韩寒最近的文章，特别是《太平洋的风》，已经越来越少过“愤”的观点。因为他接触的东西多了，听到别人的看法也就多了，更多的经历更深的理解，《太平洋的凤》其实是韩寒试着从两岸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而融合出的东西，这也让韩寒的判断越来越“公正”，尽管这样的做法被那些还“愤”着的人理解成和谐。 当我们不再为了两弹一星和神九而欢呼雀跃（尽管那确实很好），而更关心自己的生活的时候，社会就真的进步了。老百姓最终不会为空间站做了什么试验而感动，而是为了这些试验产生的结果被应用在生活中而感动。 繁荣是什么？繁荣一定是多样的，当每个人都在表达的时候，思想就繁荣了，思想繁荣了社会才真正繁荣了。反例如朝鲜。 我真觉得，纵向的比起来，我们在往那个方向走。 所以我说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思想，需要更多的“先生”提供思想。 总结一下： 1. 我们需要不同的先生，需要先生们的不同思想。我们会自己判断和吸收。 2. 先生们要百家争鸣，但现在那些自以为专家的先生需要先放下架子。 3. 推动社会进步的，是思想。 好了，我今天想到的就这些。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那句话特别对：“人生最重要是经历”。 先生需要经历，我们也需要经历，经历的多了，经历的先生多了，自己才会强大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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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胖胡斐
